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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證券化將迎發行潮四千億信貸資產指向鐵路等領域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外資銀行、城商行、汽車金融公司或首度“分羹”

記者近日獲悉,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明年6月前或將迎來一輪較大的“發行潮”。權威人士透露,央行要求截至2014年6月底,將審批發行額度為4250億元,凈額度為4000億元左右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貸款類別向小微企業、三農、棚戶區改造、基礎設施建設及鐵路貸款傾斜。央行目前鼓勵商業銀行、信托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等制定合理的證券化發行計劃和業務計劃,并將按照各家機構上報的方案質量來分配額度。

多位專家和業內人士對此表示,監管層積極推動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不排除是在“降杠桿”大背景下啟動的“對沖”措施。據報道,相關部門起草的《商業銀行同業融資管理辦法》已成形,并有望在近期獲批,并于2014年2月開始執行。這一國內首份銀行同業融資業務指導辦法,意在促使商業銀行同業業務去杠桿,徹底斬斷銀行類信貸業務的擴張沖動。一旦監管“靴子落地”,將對占銀行總資產比例10%以上的同業業務進行“圍剿”,而將趨于常態化發展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無疑為商業銀行的“突圍利器”。

擠壓同業業務“水分”銀行靜待降杠桿“靴子落地”

央行在其近期發布的《2013年第三季度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部分商業銀行利用同業業務開展類貸款融資或虛增存款規模,加大了流動性管理和風險防控的難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效果。“降杠桿”首次寫入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多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監管層擬出“重典”規范銀行同業業務、終結“高杠桿”時代,已基本成為業內共識,目前只是靜待“靴子落地”,預計在“降杠桿”大背景下,商業銀行的資產和業務擴張也將進入“慢周期”。

近年來,銀行業資產規模快速增長,而銀行同業業務“井噴式”的增長,著實功不可沒。民族證券分析師陳偉認為,同業業務本質是貸款“假入表”,商業銀行利用買入返售打通貸款和同業資產的路徑,實現期限錯配。從2011年以來,同業信貸對社會融資拉動作用越發明顯,體現為買入返售和社會融資規模的高度相關性。“根據我們估算,今年一季度,同業信貸規模達到歷史新高,超過5.2萬億元。隨后在二三季度出現回落,三季度按照存款性機構資產負債表估算,同業信貸規模為4.9萬億元;按照銀行財報估算,約為4.86萬億元。”陳偉表示。

據了解,除了對同業業務的合同簽訂、業務期限、會計核算等方面將做出系統規定,還將叫停諸多灰色操作手法,還原“類信貸業務”,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其真實風險。業內認為,同業業務的治理將造成明顯的流動性壓力。若買入返售業務模式完全退出,則意味著下一年的有效信貸投放將減少。據東方證券估算,目前信托受益權類買入返售業務規模約在1萬億元左右。

釋放流動性信貸資產證券化成“突圍利器”

一旦監管“靴子落地”,對于習慣了“同業游戲”的商業銀行無疑是重大打擊。不過,多數銀行業內人士仍舊認為,監管層醞釀《辦法》并非想將銀行“一棒子打死”,而是希望引導其“回歸正途”。

希望也好,預期也罷。不少銀行業內人士預計,在目前疲弱的經濟形勢和流動性偏緊的大背景下,監管層或可能同步出臺“對沖”政策,“全方位”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最為可能。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看來,可以發現監管層的監管思路的確有所轉變,將更倚重“疏導治本”,從“消滅風險”轉到“實現風險可見、可控”。截至今年三季度末,16家上市銀行同業資產規模占總資產的比例達10.6%,非標在同業資產中主要體現為買入返售資產。

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金融市場部人士分析稱,“雖然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規模分到每家銀行頭上可能已經不多,但這無疑是商業銀行目前最優的‘突圍利器’。不僅可以讓銀行非標業務擺脫各類暗渠通道,更能讓隱形風險浮出水面。”

權威人士透露,央行方面基本確定,未來我國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將在4000億元額度范圍內滾動發行,審批手續更是大大簡化。在4000億元的額度當中,除了1000億元已基本確定批給國開行,其余的3000億元額度,央行以開放的態度給所有金融機構,包括中外資商業銀行、信托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等。截至目前,除了多家大中型商業銀行,還有多家信托公司、外資銀行、汽車金融公司、地方城商行也紛紛籌備或已經上報了信貸資產證券化方案。

長期參與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中誠信國際副總裁吳進表示,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不僅有利于降低非銀行融資渠道風險,更有利于優化銀行資本結構。據透露,目前商業銀行對于信貸資產證券化額度“爭搶激烈”。“預計在擴大試點初期,商業銀行仍將是‘主角’。而相對于銀行的發行需求,這個額度非常充足,預計本輪審批時間也將明顯縮短。新一輪試點的大額度將迅速提高市場對于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認可度,其釋放監管資本的效果也將逐漸顯現,并將成為對非標準化產品的有效替代。”吳進說。

興業銀行(行情,問診)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資產證券化可以讓銀行資產出表,從而緩解銀行資本充足率壓力。如果銀行資產不出表,按照現行的融資結構和經濟增長要求,每年都需要銀行貸款,這是要占用銀行資本的,意味著銀行必須不斷進行資產補充,才能保持資本充足率比例不變。

業內人士認為,逐步走向常態化發展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將成為非標準化金融產品的有效替代,這有利于遏制目前快速發展的非銀行融資渠道,降低其中所蘊藏的風險。“商業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產品這些非標準化產品由于其私募的特性,存在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投資方向不明確、資金期限錯配、監督困難、監管不到位等問題,為金融市場帶來較大的信用風險。”吳進說,信貸資產證券化是影子銀行的有效替代,既可以實現商業銀行出表的目的,又可以釋放銀行貸款余額,有的放矢支持實體經濟。另外,作為標準產品,資產證券化產品具有公募特性,因此在信息公開、監管監督方面都明顯優于銀子銀行,便于監管。

業內人士表示,雖然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依然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主要交易平臺,但是此前國務院會議提出鼓勵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在交易所市場發行交易。因此,擴大試點階段,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具備了在兩個市場發行交易的政策條件。此前中國證券報記者經多渠道了解,市場期待的“交易所版”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有望試點發行。

發行效率有望提升鐵路基建小微等成“香餑餑”

據透露,在4000億元的額度當中,除了1000億元已基本確定批給國開行,用于鐵路方面投資,貸款類別將向小微企業、三農、棚戶區改造、基礎設施建設及鐵路貸款傾斜。因此,各家金融機構上報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方案中,與這些貸款領域相關的將受監管層“青睞”。

11月18日,國家開發銀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2013年第一期開元鐵路專項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本期資產支持證券僅分為一檔優先檔資產支持證券,總額為80億元。據悉,本期證券是8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中首單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基礎資產池為國家開發銀行向中國鐵路總公司發放的中期流動資金貸款。國開行方面表示,本期證券的發行有助于國家開發銀行將盤活的信貸資源繼續用于棚戶區改造和國家重點項目。

央行方面也專門對此發文稱,下一步將會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協調小組各成員單位鼓勵符合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參與試點,銀行業金融機構要認真準備,做好基礎資產池組建工作,選擇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貸款證券化,并在證券化基礎上將有效的信貸資源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傾斜,特別是用于小微企業、三農、棚戶區改造和基礎設施等建設。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亦曾表態,要制定信貸資產證券化與支持(服務)小微企業掛鉤的具體辦法。

多數銀行業內人士認為,未來小微企業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將大幅上升。浙商銀行投資銀行總部總經理沈濱認為,對于中小微企業來說,資產證券化才是解決企業融資難的根本途徑,其他的融資渠道要么可操作性不大、要么成本太高。但是,他同時指出,此前信貸資產證券化相關審批較為緩慢,制約了銀行和企業的積極性。

對此,吳進認為,隨著證券化試點框架和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交易的持續推進,簡化發行申請手續,縮短行政審批時間,加強備案制度的引入將逐漸弱化審批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系統平臺進行監管,大大加快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發行環節。

盡管資產證券化在中國方興未艾,但它在全球范圍,特別是發達國家,早已成為最重要的融資工具之一。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資產證券化市場陷入低迷。但隨著監管的加強和扶持,美國、澳大利亞等國資產證券化市場近年來逐漸回暖,重新吸引大批資金進入。

但多數業內人士認為,為避免重蹈“次貸危機”的覆轍,未來資產證券化發展必須加強監管與風險防范、提高信息透明度已成行業共識。

歐美資產證券化三大模式

資產證券化肇始于美國,1968年,美國國民抵押貸款協會首次發行住房抵押貸款轉付證券,標志著美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正式啟動。20世紀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房屋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逐步完善,規模不斷擴大;各種新興的MBS創新品種層出不窮。上世紀80年代之后,資產證券化逐步拓展到租金、版權專利費、信用卡應收款、汽車貸款應收款、消費品分期付款、高速公路收費等廣泛領域,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不斷涌現。此后,資產證券化也開始為世界投資者認可,在歐洲、澳大利亞、亞太地區生根發芽。

按照已證券化資產是否脫離原始權益人資產負債表劃分,全球資產證券化產品主要可分為美國的表外模式、歐洲的表內模式和澳大利亞的準表外模式三種。

在美國模式下,原始權益人(如銀行)將資產真實出售(truesale)給特殊目的載體(SPV),SPV在購得資產之后重新組建資金池,以資產池支撐發行證券。原始權益人可以將證券化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上剔除并確認收益和損失,這便意味著銀行不承擔任何基礎資產的風險卻能獲得可觀的收益。

與美國不同,歐洲許多國家采取資產表內證券化,也就是銀行等存款性金融機構以住房抵押貸款、對公共部門的貸款等優質資產為擔保資產,直接或間接發行債券,擔保資產仍留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一旦出現問題,債券投資者既可以要求處置擔保資產也可以向發行體求償。這種模式也被稱為表內雙擔保債券(coveredbond)。

澳大利亞的“準表外模式”意味著原始權益人成立全資或控股子公司作為SPV,將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子公司不但可以購買母公司資產,還可以購買其他資產,子公司購得資產后組建資金池發行證券。由于子公司利潤將上繳母公司,因而其資產仍體現在母公司資產負債表上;但由于資產已通過“真實銷售”進入子公司負債表,實現母公司的“破產隔離”,因而這種模式實質上是原始權益人主導的表外資產證券化。

避免重蹈“次貸危機”覆轍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資產證券化規模迅速擴大。法律、會計、稅收等配套制度建設與銜接、信用評級機構的發展、流動性良好的一級二級交易市場都為其發展推波助瀾。2001-2007年間,美國證券化融資工具的發行量遠超國債、市政債和公司債,其存量規模甚至在最后兩年超過國債和市政債總和。

然而,蓬勃發展的另一面是銀行放松貸款標準、杠桿率過高、金融創新過度、信用評級機構與監管部門嚴重失職等相互交織的問題。隨著美國利率提高,房地產行業下滑,抵押借款人難以還貸,次貸危機終于在2007年被引爆,資產證券化市場也由此進入全面反思與制度重建的階段。

美國所受震動尤其大。很長一段時間內MBS擴張趨緩甚至停止,ABS市場余額大幅下滑。但大多數市場對資產證券化產品并未因噎廢食。2011年2月美國財政部和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聯合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改革美國住房融資》指出:“作為與銀行信貸的配套措施,資產證券化應當繼續在住房融資中起主要作用,只是應當增加風險自留、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進行其他重要改革。”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國際大型金融機構每年新增貸款中也仍有較大比例進行證券化。

但加強監管與風險防范、提高信息透明度已成行業共識。以美國為例,2010年7月出臺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要求,證券化機構保留“資產自留不低于5%的信用風險”,從而抑制銀行在信貸資產證券化中的營利性沖動。2010年5月推出的《監管執行原則說明》要求對評級機構信用評估行為實施更加審慎、嚴格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設立專門機構加強對金融機構商業行為的監管,推動投資機構自律。

業內人士認為,隨著監管機構加大對該類市場的審查與信息透明度要求,各大評級機構評級加嚴,加上美國等政府對住房貸款抵押證券產品進行擔保,市場信心將逐漸有所恢復,規范有序的資產證券化將繼續為解決融資困難、支撐經濟復蘇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證券公司進行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法律體系相對薄弱,上位法支持力度不足,應在《證券法》中對業務做出專門規定,完善信披、稅收等配套規定,打破監管部門藩籬,并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進行風險控制。

券商資產證券化可納入《證券法》

中國證券報:今年3月《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頒布,全面松綁券商資產證券化業務,多家券商積極探索以小額貸款公司信貸資產、公共設施收費權等為基礎資產的各類資產證券化的專項計劃項目,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從實踐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制約因素有待破解,從法律上看,券商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存在哪些制約?

劉俊海: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法律體系相對薄弱,上位法支持力度不足,沒有出臺更高層級的法律規章,會計、稅收、信息披露等沒有完善的配套規定。

其中主要是信批問題,這涉及到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生命力。沒有披露、透明、知情權,資產證券化業務就沒有公信力。

此外,券商資產證券化的專項計劃中,基礎資產的分割和轉讓涉及印花稅、營業稅和所得稅等稅負問題,未來稅收可能成為業務發展的掣肘因素。

中國證券報: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劉俊海:解決的一條重要途徑是在《證券法》中辟出一章,對資產證券化作專門規定。證監會3月出臺的《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僅為部門規章,這個規定的法律效力尚待明確。但是專門制定《資產證券化法》,立法項目非常困難。比較現實的辦法是在今年啟動《證券法》的修改后,考慮把資產證券化寫進去。

如果資產證券化被納入《證券法》,其信息披露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信批的基本原則在資產證券化產品上也是適用的,應該堅持真實性、完整性、公平性、準確性、及時性等,讓陽光做最好的防腐劑。

在《證券法》中,要明確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法律責任,即哪些行為應該承受什么民事和刑事責任。

會計、稅收政策也更適合由《證券法》作出規定。監管方面涉及到會計、財稅政策一般認為由財政部負責制定,三中全會更是提出堅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其他的部門規章、規范文件層級較低,能否對接會計法等會計準則都有疑問。應堅持在法律框架內解決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盡量少征收稅賦,至少不能因為稅賦遏制市場創新,這是底線。

打破部門藩籬

中國證券報:券商資產證券化業務是否還需要進一步的配套政策?

劉俊海:證監會頒布的《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在基礎資產、交易機制、核審時間、參與主體等方面都給予市場更大空間,全面松綁券商資產證券化業務。資產證券化在解決實體經濟融資、解決地方平臺擴張后遺癥等方面可以大有作為,然而目前國內資產證券化市場仍呈現多頭監管、市場分割的局面,配套法規制度有待完善。

如果部門藩籬不被打破,有關部門各自畫地為牢,則不符合法制統一的原則要求,要么會把市場管死,要么會造成監管漏洞、導致監管套利。

《證券法》等上位法做出相關規定以后,要加強“一行三會”跨部門、跨市場的行政監管力度,貫徹簡政放權、寬進嚴管的原則,以上位法為依據,聯合出臺一些部門規章或行為指引,拓展證監會部門規章的外延,把“一行三會”的監管職權打通,讓資產證券化在創新道路上實現制度的“零障礙”,而且消除監管套利的問題。

建立法律體系嚴控風險

中國證券報:對未來券商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法律建設有何建議?

劉俊海:我最擔心的是風險控制。資產證券化是舶來品,中國要汲取國外資產證券化的經驗,更要汲取它的教訓。證監會主席肖鋼說過,別把西方國家的垃圾當作寶貝供起來。資產證券化既要鼓勵產品創新,更要著眼于夯實誠信的根基。

大家都熱衷于談論如何從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獲益,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這項業務出現很大的金融風險,導致眾多投資者受損害,強勢者撈走所有利益,弱勢者得不到任何好處。所以資產證券化的業務環節延伸到哪里,法律就應該規范到哪里;凡是業務創新之處,就一定要讓投資者看得見、摸得著產品背后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是如何控制的。

將來在立法層面與實際操作時,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來進行風險控制,包括信息披露、擔保、強制責任保險、適度理性的行政監管、高效的行業自律、完善的券商內控機制、合理的評級制度、有效的司法救濟體系、客觀公正的社會監督體系、理性的投資者教育體系等,真正讓資產證券化業務成為造福各方、利益共享的現代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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