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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四清:積極順應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新趨勢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文/陳四清

編者提示:大型金融機構在全球和地區金融經濟環境中往往發揮著核心作用,承擔著重要的功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納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FIs)對中國銀行業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與目前入選G-SIFIs的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在全球綜合金融服務能力方面尚有差距,在同樣的監管標準下將可能面臨巨大挑戰。

加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lobal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G-SIFIs)監管是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由于G-SIFIs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的影響舉足輕重,經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戛納峰會批準,金融穩定理事會(以下簡稱“FSB”)于2011年11月發布了G-SIFIs監管框架和首批29家G-SIFIs名單。全球大型銀行集團基本上都進入了名單,中國銀行是我國乃至新興市場國家唯一列入該名單的銀行。對中國金融體系而言,以中國銀行為代表的5家大型商業銀行都具有系統重要性地位,必將面臨國際金融監管變革帶來的巨大挑戰。

金融危機后的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新趨勢

金融危機以來,按照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確定的金融監管改革目標,在FSB和巴塞爾委員會(以下簡稱“BCBS”)主導下,全球主要經濟體系攜手共建金融監管新框架,在巴塞爾協議II(BaselII)基礎上出臺了巴塞爾協議III(BaselIII),并提出了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一攬子政策建議。各國監管部門為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紛紛加快了金融監管改革步伐。2010年7月21日,美國出臺《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又稱《多德―弗蘭克法案》),2010年9月12日,英國銀行業獨立委員會公布了銀行業改革最終報告,要求銀行設立不同業務風險隔離的“圍欄”(ring-fencing);新加坡金管局要求銀行資本充足率仍必須在12%以上。中國銀監會2007年以來積極推進BaselII實施,在2010年“腕骨監管體系”(CARPS)、2011年《新四大工具實施要求》、2011年《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指導意見》的基礎上,于2012年6月獲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批準,凝結BaselII和BaselIII的綱領性文件《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幾天后發布實施。

總體看,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呈現以下六大趨勢:一是全球監管趨嚴,在提高資本要求的同時增加其他監管要求:重新定義監管資本,突出了普通股的重要性,引入留存額外資本、逆周期額外資本、G-SIFIs額外資本和杠桿率要求。二是監管標準趨于統一,各國積極實施并持有一定自由裁量權:從BaselI到BaselII,再到BaselIII的不斷完善,逐漸成為國際標準,同時具有一定靈活性,充分體現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監管差異性。三是風險監管全面化,強化監管重大實質性風險兼顧其他風險:BaselII在第一支柱強調資本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覆蓋,在第二支柱監管銀行賬戶利率風險、集中度風險等其他重大風險,BaselIII進一步擴大對資產證券化風險、銀行交易賬戶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覆蓋。四是監管趨于多層化,強化微觀審慎監管兼顧宏觀審慎監管。不但關注單個銀行持續審慎經營,同時要求加強金融業系統性監管,確保在保持個體銀行穩健經營的基礎上,實現整體金融體系穩定。五是抓大帶小分類監管,以系統重要性銀行為主兼顧其他機構。國際監管組織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對危機進行了反思,認為必須改進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增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六是各國監管屬地化加強,同時國際監管協調成監管改革主流。整頓金融競爭秩序,共同維護金融穩定,貫穿了金融監管變革的全程。

金融監管改革涵蓋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三個層面的監管要求各有側重,相互支持,有機結合。宏觀層面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將系統性風險納入金融監管框架,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制定更高的監管標準,實施更嚴格的監督檢查,建立危機處置機制,降低風險的傳染。G-SIFIs是BaselIII監管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一概念的提出,是當前背景下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從注重微觀審慎監管到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有效防范全球銀行業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舉措和必然措施。

G-SIFIs:概念、識別標準和監管要求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IFIs)指業務規模較大、復雜程度較高,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或經營失敗會對整個金融體系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按監管屬性,SIFIs分為兩類:一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指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有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其中,銀行業評估標準和名單由BCBS確定;二是國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D-SIFIs),指對國內經濟和金融體系有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由各國監管部門確定名單并建立相關政策框架。

G-SIFIs的定量評估標準包括全球活躍程度、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復雜性等五個方面(見表1);定性方面標準由監管部門掌握。兩方面結合,最終確定銀行排名順序。

2011年11月經二十國集團戛納峰會審議通過,FSB發布了首批29家G-SIFIs名單,其中,美國8家,英、法各4家,日本3家,德國、瑞士各2家,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比利時、中國各1家。

根據G-SIFIs監管總體政策框架,如被納入G-SIFIs,相比未納入的銀行,監管資本要求增加1%3.5%,銀行將面臨更高的監管資本要求、更大的資本壓力;同時需要開展系列改革與調整,并加強與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溝通,建立恢復和處置計劃等(見表2)。

按BCBS時間表,附加資本要求將從2016年1月1日開始逐步實施;經過2016~2018三年過渡期之后,從2019年開始正式實施。中國銀監會的要求較為嚴格,從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2016年底達標。

系統重要性銀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大型銀行因其固有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成為宏觀審慎監管重點和當前討論的熱點,而大型銀行對經濟、金融的貢獻與價值被各國監管所忽略。

毋庸違言,SIFIs有其固有風險。一是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的救助成本高昂,而這些成本最終只能由社會承擔。二是大型金融機構通常處于網絡的中心節點(centralstation),一旦出現危機,風險傳染性極強,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都會產生溢出效應。三是大型金融機構的業務復雜、業務范圍廣、管理鏈條長,風險管控難度較大。

但事實上,大型金融機構在全球和地區金融經濟環境中往往發揮著核心作用,承擔著重要的功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第一,大型銀行起到促進和支持經濟增長的作用,是貫徹一國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主渠道;第二,大型銀行有利于國家掌握金融話語權,促進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大型銀行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力量,其產品創新往往走在監管的前面;第四,大型銀行跨地區、跨業務經營有利于分散風險,也有利于形成規模效益,降低融資成本。第五,大型銀行對宏觀經濟長期平穩運行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應該辯證看待SIFIs的風險和貢獻。

納入G-SIFIs對中國銀行業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與目前入選G-SIFIs的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在全球綜合金融服務能力方面尚有差距,在同樣的監管標準下將可能面臨巨大挑戰。首先,監管合規成本大大提高。中國銀行業的海外資產占比較少,資本基礎相對薄弱,業務類型比較傳統,經營模式和發展階段與國際同業有著較大差異,面臨同樣嚴格的國際監管標準,將大幅增加合規成本。其次,創新能力、全球服務能力及風險管理能力亟待不斷提高。國際領先銀行多為已建立起多元化經營的金融集團,服務遍布全球,業務橫跨貨幣、資本和信貸市場。中國銀行業創新業務和管理模式、加快全球金融服務、實現跨境跨業風險管理,成為與歐美大型銀行比肩的先決條件。最后,動蕩的國際經濟、趨嚴的監管環境、日益復雜的客戶需求,對銀行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變化、全球銀行業競爭格局的改變以及金融監管改革的新趨勢,將影響和引導銀行業經營戰略、經營和管理模式的不斷轉變。

機遇與挑戰相伴,G-SIFIs成為系統重要性銀行強化品牌、提升管理水平的契機。首先,提升中國銀行業品牌的全球認知度。隨著幾家大型國有銀行陸續股改上市,多家中資銀行已在全球市值排行表中榜上有名,中國銀行入選G-SIFIs更是為增強我國金融業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使得中國的銀行品牌受到全球更為廣泛的認知與關注。其次,成為大力發展國際化業務的新契機。中資銀行的經營主要依賴于國內市場,海外化推進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背靠快速成長的中國大市場,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必將重審海外布局戰略,強化自身的品牌形象,更積極地參與到全球市場競爭中。最后,支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目前歐元區的一些國家深陷債務危機,相比之下,快速、平穩發展的國內經濟背景為人民幣創造了國際化的良好時機,中國企業不斷“走出去”為銀行的跨境人民幣業務開拓了更加廣闊的市場。中國銀行業應大力發展清算渠道、產品創新和相應技術,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供強大的支持。

順應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新趨勢的對策建議

在本次金融危機和監管改革的影響下,歐美許多大型銀行無論是在業務范圍上還是地域網絡布局上,紛紛步入戰略收縮階段,這為中國銀行業加快推進國際化、綜合化經營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第一,構建以銀行為主體的綜合性金融集團,充分發揮協同效應,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業務結構單一的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大,而綜合性的銀行如摩根大通、美洲銀行等,則因業務結構的多元化而受危機的沖擊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強。在推進綜合化經營過程中需注重防火墻建設,有效隔離不同業務間的風險,避免局部的風險蔓延成為系統性風險。同時,要加強內部資源整合,在不同門類金融業務之間、不同經營機構之間建立市場化、規范化的業務合作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以及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促進資源共享、交叉銷售,形成對外營銷服務的整體合力;最后,要加強人才引進和培養。著眼于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加大各類專業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注重不同金融業務領域的專業化經營和專業化管理,實現“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第二,注重分析國際化經營的路徑選擇,積極“走出去”。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人民幣存貸款結算、托管等業務需求將快速增長。中國銀行業在滿足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同時,自身也應積極“走出去”,加強海外分支機構的建設和管理,為人民幣海外業務提供機構支持。中國銀行業在推進跨境發展和海外布局過程中,除應積極拓展業務需求、深入了解客戶,注重產品與技術創新之外,還要從東道國的經濟形勢、市場環境、文化環境、法律環境、監管要求以及與我國經濟的緊密性等多個維度,深入研究,認真分析,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采用新建投資或跨國并購的方式,有效實現中國銀行業的全球化發展與布局。

第三,順應監管趨勢,以結構調整為導向,推進信貸結構轉型。積極抓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傳統信貸業務的廣度和深度上下功夫,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和信貸質量,積極調整資產、業務和客戶結構,走均衡發展之路。運用資產證券化手段改變信貸資產持有到期管理模式。通過資產證券化,使低流動性資產轉變為流動性高、可在資本市場上交易的金融產品,幫助銀行提高資產的運用效率,從而達到分散銀行體系風險的目的。特別是在商業銀行依然占據金融市場中心地位的中國,銀行信貸風險分散化更有利于金融體系整體安全。這在經濟轉向、經濟放緩、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可能上升的宏觀背景下,更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中國銀行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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